针对宽松的货币环境，以及节节攀升的物价上涨格局，今年一、二月份，我国央行连续两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比率。目前，我国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6.5%，距离自198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17.5%只有一步之遥。
在存款准备金比率高企的情况下，人民币加息压力在无形中增大，然而，加息又会给刚刚复苏的经济蒙上一层阴影，为此，人们开始猜测，央行下一步是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呢，还是选择加息呢？笔者认为，在短期内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仍将成为中国央行的首选政策工具。
殊途同归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与加息一样可以达到“从紧”货币政策之目标，但二者显然有较大政策效果上的差异性。
加息无疑会直接作用于资金需求方，它会直接加大借款人的融资成本，因此，加息可能会“一刀切”地抑制所有的资金需求者，这叫做“一竿子打死一船人”，这对于实施行业性差异的产业政策调控是极为不利的。比方，目前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节能减排，严格控制“高能耗、高污染”行业的扩张，但我们必须加大节能环保产业及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扶持力度。因此，在宏观面“从紧”的货币政策导向下，如何从微观层面上让银行主动“择优”放贷，并严格控制“产业政策”限制的行业贷款，这是加息政策无法达到的另一种政策效果。
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央行将“紧缩”的难题交给了放贷的金融机构——银行。银行在可贷资金规模受限的前提下，将更加珍惜贷款投放，在放贷对象的选择上，它将更加谨慎；在信贷总量不变的条件下，银行将会积极主动地优化自身的信贷结构。因此，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，不仅可以紧缩货币供给，还可以间接地通过银行贷款渠道贯彻产业政策调节经济结构之意图。
众所周知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，引起货币供应乘数变动，从而影响货币总供给。在西方经典的货币银行学表述中，他们一直公认存款准备金率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，但他们又同时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作用过猛、震动较大，正是基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极其敏感，因此，各国央行一般不常动用这一政策工具。
然而，在中国，相对加息来说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，则政策效果更温和、更柔性。只有在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无效的情况下，加息才可能成为必然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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